(2)生造新类别的权利，违背一般法理。
它们普遍存在过分关注与权利有关的现象、缺乏研究方法、消费既有法学理论、忽视司法保障和没有从公共政策角度出发研究新兴权利等诸多问题。[2]但是，法学界用概念去概括这种法律权利生成过程，并加以系统分析则是相对较晚的事。
然而，遗憾的是，采用实证主义方法、心理学方法、经济学方法、逻辑学方法等研究新兴权利的成果很少。在这一主题论坛的带动下，法学界掀起了新兴权利研究的热潮，大量年轻学者和博士生积极投入新兴权利的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相关的学术论文。(一)新兴权利研究的基本议题 为了避免出现上文提到的过分关注与权利有关的现象，而缺乏将这种与权利有关的现象上升为法学研究的理论自觉这一问题，我们应当增强将现象描述升华为理论性知识的能力。然而，大量的新兴权利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22]See Griswold v. Connecticut , 381 U. S.479(1965). [23]See Roe v. Wade, 410 U. S.113(1973). [24]姚建宗、方芳：《新兴权利研究的几个问题》，《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6)新兴权利研究的最新进展。具体来讲，新兴权利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析分出以下一些基本问题：(1)新兴权利的合法性基础。大量精通近代科技的耶稣会教士进入钦天监服务。
一旦康乾时代清廷官方清楚表达了中国概念是多民族统一体之后，这种观点就在地理学和地图上反映出来。一六四九至一六八九年间四十年断断续续的中俄边境冲突和政治危机，让康熙帝意识到对两国权界包括领土边界进行精确勘分的必要。清代自建政北京起，直到道光年间，除了康熙帝亲政前发生的历法之争年代之外，钦天监监正都由来自欧洲的天主教教士担当。所以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清廷当时开展测绘的战争与战略背景。
一五八四年（明万历十二年），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结合中西地理知识，在中国广东绘制印行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图》。又是清政府对准噶尔大战略的一部分，通过稳定中俄关系来遏制准噶尔汗国与俄国的勾连。
一七五五年清准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乾隆帝于一七五六年诏令汇集学术团队编纂《皇舆西域图志》，采用实测考察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来收集资料，于一七六二年成第一稿。实际计里画方法根本没有考虑到地球曲率和投影问题。上述专业化治理技术的引入，一方面是传统学术中自先秦以来的实学积累在清初的勃发，另一方面是晚明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和西欧商业势力东来所带来的近代科技更新和理念更新。国家政权组织的地理测绘，不仅是地理状况的考察，也是政权建构、法权意识和领土疆域观念的表达，作为国家地理工程的康乾舆地测绘，反映着清代早期从西方引入近代国家治理技术的问题。
清代前期引入的一系列帝国治理技术，都可归入这个疆域国家的范畴下。与地理学西学东渐紧密相关的，是天文和历算领域的西学东渐。在数量上，传统地图仍然是清代地图制作出版的主流。有关清帝国的建构过程，针对明亡清兴、南明余部和台湾东宁政权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但是针对清政府与准噶尔汗国之间的大博弈和清准战争的系统性研究，今天仍然乏善可陈。
康熙帝本人勤奋聪颖，励精图治之余喜欢钻研实学。此图在西藏边境明确标注出朱母郎马阿林（珠穆朗玛峰）。
雍正年间，清准大博弈的军事行动频繁，推动着大地测量和地理信息收集。疆域国家概念是社会科学回溯历史资源后的一种理论重构。
沙漠戈壁草原中的交通犹如航海，除了要考虑距离长度之外，更重要的是辨别方向。墨卡托投影法在西方得到普及应用要到一七〇〇年前后，此时法国皇家工程队的海图测绘就全面采用了墨卡托投影法。一六六一年，吴三桂领军杀入缅甸俘虏永历帝，郑成功的海上集团正是在这一年感觉大陆斗争无望，发动台湾之役以求一海外基地，保存故明灯火的。《乾隆皇舆全图》改回使用桑逊投影法（等积拟圆柱投影），比例尺约为1∶140万，以纬度5度为一排，共十三排，故又称《乾隆十三排图》。康熙皇舆测绘过程中诞生了第一幅完整描绘青藏高原的地图。中国第一幅按照现代测绘方法与技术制作的官方地图是清代的《康熙皇舆全览图》。
疆域国家与国家治理技术的改进 十七和十八世纪波旁王朝治下的法国，绝对主义国家的治理技术高度发达，地理测绘技术也独领世界之风骚。该图由两个半球图组成，东半球为亚洲、欧洲和非洲。
清政府通过洋为中用的测绘技术来制作和收集国家地理信息，通过国家地理信息来证明大清的版图组成部分，为国人后来普遍接受现代中国的疆域远超过明代疆域这一观念打下了基础。从明末天主教进入中国到一七七三年罗马教廷解散耶稣会，总共有四百七十二位耶稣会教士在中国活动一百九十余年。
《乾隆十三排图》制成铜版后印制很少，藏于内务府舆图房秘不示众，所以后人称为《乾隆内府舆图》。此中当然也有历史的偶然性。
笔者将从法律地理学视角考察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引入西方测绘科学技术，持续开展大规模舆地测绘的过程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对当时的清廷来说，其他方面的威胁都是地方性的，只有南明余部和准噶尔汗国的挑战是全局性的、颠覆性的、关乎政权是否成立的。投影法的思想最早出自古希腊的地圆学说中。有论者提出，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一个历时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
李约瑟认为此图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康熙图使用桑逊投影法（等积拟圆柱投影），除北京所在的中经线与纬线相互直交外，其余经纬线皆相互斜交。
《皇舆西域图志》编纂过程中，乾隆帝于一七五六年和一七五九年两次派遣团队测绘西域舆地，在天山南北实测将近九十个地点，完成西域新疆的分区地图。利玛窦地图原本如今很难考辨，今天传世的是由之衍生出的一六〇二年李之藻刻本《坤舆万国全图》。
《皇舆西域图志》和西域新疆地图，往往将清代地名与汉唐地名一并标注，将图中所绘之地与传统史志记载建立对应关系，同时突出新疆的交通台站体系和新建政区，体现清政府对新疆的军事控制和管辖治理。此一过程由三个关键环节所构成：首先是清代前中期的多族群疆域国家的打造，这个打造是超越西方的帝国概念的。
一七一七年，各地的实地测绘完成，各个团队携带资料回到北京，由杜德美主持编绘全国总图。在政治地理学上总体地看，康乾舆地测绘要放在清准大博弈和清俄关系的国家战略背景中来理解。清军入关之际，汤若望用西法修订的新历被清廷定名为《时宪历》，一六四五年（顺治二年）颁行天下使用。一七二〇年清军第二次入藏，驱逐准噶尔军，方才建立噶伦制度，着手直接监管西藏事务，并对青藏高原补充测绘。
明末徐光启曾与利玛窦合作编译《测量法义》与《测量异同》等书，引入了欧洲十六世纪发展出的三角测量法之理论。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和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在中国地图史上处于从古代坤舆图向现代地理测绘图的过渡阶段，但它们还不是现代地理学和测绘科学意义上的实测地图。
杨梦成：《西方地图学的传入与〈康熙皇舆全览图〉》（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二〇一六年硕士论文）。《尼布楚条约》谈判过程中，法国教士张诚向康熙帝展示出西洋新式地图的优越性。
耶稣会主导的西学东渐潮流从晚明持续到清代中叶。《雍正皇舆全图》涵盖的地理范围远超出实测范围，在康熙图基础上向北向西扩大，北到北冰洋，西到奥斯曼帝国和俄国波罗的海沿岸，西南到印度洋，实际上是一幅亚洲大陆全图。
